綠絨蒿：“半月形文化傳播帶”的一種精神象征

——周明全《成為批評家》隨感

作者：馮玉雷

　　2018年4月，于我而言，悲喜交加。悲的是中外關(guān)系史研究著名專家、翻譯家、法國漢學研究專家耿昇先生猝逝，當易華兄告知這個噩耗時，我正同周明全等“同學”在房間聊天——那次，我們在北京參加出版方面的培訓。“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初別離。”這正是當時心情的寫照。其后不久，我又赴河南鞏義參加國際學術(shù)會，有幸認識法國漢學家汪德邁先生及其學生李曉紅教授。

　　短短半個月內(nèi)，我的情感世界里悲傷與喜悅交織，跌宕起伏。冥冥之中，耿先生及汪德邁、李曉紅、周明全似乎與我的文學理想有某種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我在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野馬，塵埃》之前，通讀《大唐西域記》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著、耿昇翻譯的漢學名著《吐蕃僧諍記》。歐洲漢學大家戴密微是汪德邁業(yè)師，他所依據(jù)材料中有“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錫為佛教史料《頓悟大乘正理決》所做序、兩份給吐蕃贊普上奏的草稿、大辯論漢文檔案及摩訶衍呈交吐蕃贊普的三道表章，還有大量有關(guān)唐蕃關(guān)系的敦煌漢文文書。戴密微像中國傳統(tǒng)考據(jù)學家那樣利用這些敦煌藏經(jīng)洞史料。這是一項巨大的文化工程，著述者和翻譯者都須學識淵博、志慮忠純。因此，2012年偶識耿先生，倍感親切。我們志同道合，交情越來越深……不料，先生猝然離世！

　　我悲苦難言，盡力回避這個冷酷現(xiàn)實及相關(guān)話題。但在鞏義，與汪德邁先生、李曉紅教授相見，不能不說耿昇先生及其譯著。與會期間，我和李曉紅教授攙扶、照顧汪先生，一則表達對法國漢學家的敬意，再則藉此彌補未能照顧耿先生的遺憾。后來，汪德邁教授為《野馬，塵?！奉}詞，李曉紅教授翻譯成漢語：“這是中國唐代歷史上的一次狂野的馳騁。”蒼茫人事，總是充滿各種機緣。戴密微、耿昇、汪德邁、李曉紅及他們的學術(shù)繁華成為我和明全結(jié)識的背景。在北京培訓期間閑聊時，明全隨便問我最近在寫什么文字。我便說起探索性極強的長篇小說《野馬，塵?！泛汀队硗鯐?。我把小說創(chuàng)作當成一種狂歡式體驗，想看看文字的張力究竟能到達什么程度、高難度的敘事如何像輕舟一樣穿過萬重山、古老文化記憶能否在喧嘩與騷動中被激活，等等，這些話題，如果對方稍有倦意，我便識趣地急剎車。沒想到，年輕的明全竟然聽得津津有味，致使我滔滔不絕說了很多。約請我將《禹王書》提煉成10萬字的縮略本，刊發(fā)在當年《大家》第六期。2021年《野馬，塵?！烦霭媲?，《大家》刊發(fā)其中章節(jié)《敦煌之圍：虛幻與非虛幻》。2024年，明全又給拙著《禹王書》寫了推薦語：“根植傳統(tǒng)，放眼中西，推陳出新，氣象宏大，終成一家之言，開文學新風尚！”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明全當年“接住”我癡人說夢般的獨白，于他而言，僅僅是基于本身素養(yǎng)的一個判斷，于我而言，則是一次強有力的鼓舞。多年來，我走著一條內(nèi)心喜悅、外在寂寞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路，從2004年開始，我癡迷于彩陶、玉器和青銅器等文物，從中探尋先民的思想、智慧、敘事和表現(xiàn)。2012年到《絲綢之路》任職后，這種傾向尤為明顯。我從未離開過文學，但確實距離文學圈越來越遠了?！兑榜R，塵?！分饕劳谐鐾廖墨I資料，而《禹王書》很大程度上以考古成果為基礎(chǔ)。這種將學術(shù)與藝術(shù)結(jié)合的探索，耿昇、趙毅衡、鄭炳林、葉舒憲、柴劍虹、萬明、李繼凱、李曉紅、易華等學者頗為認可，但明全這個年齡段的評論家、作家中則極少有人在意。所以，他成為我與文學界聯(lián)系的重要紐帶。

　　明全閱讀量很大。他常常看書到凌晨兩三點。如果心不靜，找不到樂趣，不可能這么苦自己。有一段時間，他在朋友圈連續(xù)發(fā)多種海內(nèi)外出版的文學史、文學批評方面著作。這種行為本身更像一場有激情的藝術(shù)活動而非書齋式研究。明全在自傳體隨筆《真生命必自奮斗求得來》中坦陳自己做文學批評是“野路半出”，但他涉獵的現(xiàn)當代文學、古典小說及相關(guān)史料非常廣闊。我追隨明全的朋友圈學習，對文學史也越來越感興趣。可惜精力有限，不能像明全一樣如癡如醉地鉆研。明全的海量閱讀不斷開拓著學術(shù)視野，他說：“真正的經(jīng)典，總是從既有的文化傳統(tǒng)里挖掘出有益的資源，或者說把舊的經(jīng)典資源用現(xiàn)代人的眼光重新講述、改造、激活，使之在凡常的當下重獲新生。”

　　明全不僅僅局限中國文學，他還穩(wěn)扎穩(wěn)打，有計劃地打通古今中外。私聊中，他常常情不自禁地說：“我今年把19世紀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作品全部讀了，收獲很大，之前只是零星看了點，這次集中看，效果不一樣。我目前正在讀相關(guān)的理論書籍，讀完，我再把西方現(xiàn)代小說集中閱讀完。多讀，對自我成長幫助還是很大的。”“我這次去廣州講課，也會專門講講兄目前的創(chuàng)作。這個講座，主要是講傳統(tǒng)在當下創(chuàng)作中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有一篇涉及到如何面對、使用古典的傳說等。”字里行間，充盈著“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快意。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讀書多了，胸懷、見識、氣象自然而然就有些超凡脫俗了。明全常在《南方文壇》《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等重要刊物發(fā)表文學評論文章，推出《“80后”批評家的槍和玫瑰》《中國小說的文與脈》《當代著名學者研究資料叢書》《陳思和研究資料》等著作，他先后做過陳思和、丁帆、孟繁華、王干等重要批評家的口述史。他還在《小說評論》《名作欣賞》《微型小說月報》等刊物撰寫專欄文章。明全的睿智和博大常常讓我們能感受到大海的雄闊激蕩和高山的巍然豪邁。我一直認為，“不管做學問，還是做三百六十行里的哪個行業(yè)的學問”，首先要快樂自己，愉悅別人。明全進入這個境界是自然而然，是道，是德，是大音希聲，是無邊無際的蒼茫，也是一草一木的生動。

　　2026年開春，西北大地乍暖還寒，一場又一場沙塵暴輪番上陣，似乎要把蒼茫雄渾的高原逼回到亙古荒涼。在這壓抑的氣氛中，明全新作《成為批評家》猶如大鵬展翅，沖破迷霧，扶搖而上，成為文壇的一道大氣磅礴的清亮風景。各學科英豪激情洋溢，紛紛撰文評說。我閱讀原著，同時關(guān)注每一篇評介文章。盡管我對明全已經(jīng)非常熟悉，但《成為批評家》還是讓我認識到另一位脫胎換骨、越來越立體化的明全，感覺有很多肺腑之言傾瀉，但苦于找不到合適的敘說角度。

　　2026年4月30日，我約請幾位作家、詩人、文學教授訪詣馬銜山——2024年4月13日，我們啟動“巡禮馬銜山：玉文化與文學融合發(fā)展考察活動”，其后，“巡禮馬銜山”便成為我們不定期開展各種文化藝術(shù)活動的主題。這次巡禮，在馬銜山主峰偶遇有“高山牡丹”、“藍蓮花”美譽的綠絨蒿，驚訝喜悅。資料顯示，這種高山草本植物是云南八大名花之一，對生長環(huán)境要求苛刻，分布在藏滇川青甘高海拔區(qū)，生于海拔3000—5000米草甸、流石灘。綠絨蒿入藏藥，清熱消炎。據(jù)說這種莊嚴圣潔的植物一生只開一次花，象征堅韌、希望。

　　在馬銜山主峰的明媚圣潔的陽光里，腦海里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明全《成為批評家》的精神氣象與綠絨蒿生存狀態(tài)何其相似！

　　明全出生于云南曲靖沾益色格村。“色格”很有青藏高原地名特點。之所以有這種極為主觀的感受，乃是基于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它主要指四川、滇西部及藏東橫斷山脈高山峽谷，這一區(qū)域有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雅礱江、大渡河和岷江等大江自北向南流過，形成溝通西北與西南民族的天然通道。1987年，考古學家童恩正又提出形成于新石器時代后期至青銅時代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其地理范圍東起大興安嶺南段，北以長城為界，西抵青藏高原東北邊緣的河湟地區(qū)，再折向南沿青藏高原東麓直達云南西北部。這個提法也被稱為“童恩正線”。英國學者羅森將這個氣勢磅礴、無比宏闊的“弧形地理文化帶”稱為“中國弧”。1993年，玉學家鄧淑蘋提出“華西系玉器”觀點，將華西地區(qū)大致分為黃河上游的“甘青寧高原”、中游的“晉陜高原”及長江上游的“川西平原”，“華西”地理范圍與“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大致重合。近些年來，四川阿壩茂縣營盤山及廣漢三星堆等遺址考古發(fā)掘證明，西北與西南的文化交流可以上溯到馬家窯文化時期。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出土較多的“有領(lǐng)玉璧”，其起源可追溯至廟底溝二期文化（約公元前2500年），后來成為商文化代表性玉器之一，殷墟婦好墓、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等商代遺址中均有發(fā)現(xiàn)。晚商時期，有領(lǐng)玉璧傳播至長江流域、成都平原乃至越南北部地區(qū)。商王朝滅亡后，有領(lǐng)玉璧延續(xù)至戰(zhàn)國西漢時期，在滇文化區(qū)蛻變發(fā)展。云南省曲靖市八塔臺265號墓曾出土一件春秋時期的有領(lǐng)玉璧。學者對這種奇特玉石器代表的文化內(nèi)涵多有研究，鄧淑蘋等認為與天體崇拜有關(guān)。不管滇文化區(qū)、金沙、三星堆及黃河流域先民如何理解“有領(lǐng)玉璧”的功能，至今可見的考古證據(jù)表明，從新石器時代開始，“藏彝走廊”或“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不但溝通長江文明和黃河文明，并且與歐亞大陸其他文化圈保持密切互動。

　　我之所以要強調(diào)“半月形文化傳播帶”在世界格局中深厚而久遠的文化背景，乃是初讀明全《真生命必自奮斗求得來》時內(nèi)心產(chǎn)生的震顫。明全如是說：“一條蜿蜒狹窄的山路，是通往山外唯一的出口。色格村，于我，像一個巨大的隱喻——條條道路通羅馬，而出生在色格村的我，想逃離山村唯一的路，不僅曲折，還是唯一。”當他讀到老村自傳體隨筆《吾命如此》時，“那種底層的色彩與我內(nèi)心的失敗感一瞬間意外重合，失敗者只有在失敗者那里才能得到精神的安慰。從文學啟蒙來說，我最初從事文學批評，是從閱讀《吾命如此》開始的，老村給了我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有情緒、有對抗、有對文學不屈不撓的執(zhí)著和探尋，有在命運無情戲弄下的生命的堅韌和堅守。”“后來，讀《壇經(jīng)》，竟驚奇地發(fā)現(xiàn)，六祖所經(jīng)歷和傳授的，和老村在《吾命如此》中的核心基調(diào)竟出奇的一致。《壇經(jīng)》的閱讀，又猶如一擊重炮，徹底打掉了自己內(nèi)心往日那些貌似花哨的生命認知框架，讓我開始真正有了自己本真的感受了。”

　　明全的奮斗歷程和心路歷程讓我不由自主聯(lián)想到新石器時代在“弧形地理文化帶”開拓進取、交流互動的先民，想到“難于上青天”的蜀道和五尺道，甚至想到抗戰(zhàn)時期著名的“駝峰航線”和“西北國際航線”，也會想到出生于云南昭通，在楚辭學、敦煌學、語言音韻學、歷史文獻學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國學大師姜亮夫先生。姜先生在28歲時就寫成《屈原賦校注》，注《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夫》等七篇，學術(shù)功力非同尋常。我在參訪大溪文化、屈家?guī)X文化、石家河文化文物時，常常不由自主與楚辭中的物象產(chǎn)生聯(lián)想，姜亮夫先生在楚辭學方面的造詣，會不會得益于“弧形地理文化帶”的深厚底蘊？中國西北、西南高山大川非但沒有阻隔中華大地與外部聯(lián)系，反而成為吐故納新、融入世界的文明高地。可能正因為如此，童恩正才將歐亞大陸東部地區(qū)的昆侖山脈、喜馬拉雅山脈、天山山脈、祁連山、西秦嶺及由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橫斷山脈形象地比喻為一雙有力的臂膀，“屏障著祖國的腹心地區(qū)——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

　　作為地地道道的西北人，我對“弧形地理文化帶”西南部分的人文地理比較陌生，盡管通讀過兩遍《楚辭補注》，盡管看了很多長江流域的文物，但真真切切感受到“藏彝走廊”人事的文化氣象，則始于明全，始于我們仰望的人類文明。明全在《成為批評家》該書末尾引用“夸父逐日”神話表明志向：“夸父逐日展現(xiàn)的正是中國傳統(tǒng)士大夫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讓一代又一代讀書人不甘于困在黑暗的現(xiàn)實中，以命博光明。我贊賞夸父逐日的精神，亦愿仿效之。”明全正是以這種精神為指引，求學、辦刊、文學批評、研究批評史，始終如一。這種堅毅、篤定、果敢，我總是主觀地與地域文化聯(lián)系到一起。因此，當首次遇到馬銜山主峰的綠絨蒿，我眼前一亮，心頭一亮，立即想到“弧形地理文化帶”，想到明全的學術(shù)狀態(tài)。大江大河，由涓涓細流匯成，高山峻峰，由塵土巖石成就，歷史進程中的宏大敘事由一個個細節(jié)構(gòu)成。從古代到當下，從文物到文獻，從歷史到現(xiàn)實，很多外在的東西換了一層又一層，而內(nèi)在精神，“夸父逐日”般的精神則歷久彌新。在滾滾紅塵中，明全像考據(jù)學家那樣長年累月坐冷板凳，壺漿簞食，遍求諸籍，鉤沉、激活、篩選、甄別史料，使它們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和價值凸顯出來，熠熠生輝。他在《中國小說的境界》中說：“作家還是應(yīng)該勇敢地站在自己的作品前面，展現(xiàn)出個人明確的作品風格、風骨和氣象，用自己的生活、生命，證明自己的文學境界。”文學批評和批評史研究也要有風格、風骨和氣象，《成為批評家》輯錄中的所有文章都充實豐沛，客觀冷峻，一如明全恬淡自然但又中規(guī)中矩的為人處世。所以，我把他的學術(shù)狀態(tài)與綠絨蒿相比，并且通過文化脈絡(luò)延伸到古老而久遠的新石器時期時代。

　　綠絨花雖然纖弱，但它們才是大地的真正主人。人類作為匆匆忙忙的過客，能夠篤定堅守內(nèi)心，本身就是一種殉道壯士般的果敢選擇。這些年，我樂此不疲感知文物，探尋文明奧妙，常常有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悲愴感、獨孤感和無力感：我們能看到、能認知世界的太有限，自古以來無數(shù)先賢志趣士前赴后，創(chuàng)造、沉淀了高山大河一樣的智慧，我們能夠感觸領(lǐng)悟的，少之又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能取一瓢飲？

　　明全想透了這些問題，但依然像夸父那樣執(zhí)著探尋。“吾道不孤”，明全肯定會遇到無數(shù)樂此不疲、如癡如醉的同行者，明全堅定地站在“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上，背靠青藏、云貴兩大高原，面朝大海，形成了自己獨特偉岸的文學批評景觀，這是非常鼓舞人的時代氣象。

　　作者簡介：

　　馮玉雷，畢業(yè)于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西北師范大學甘肅文化發(fā)展研究院教授、一級作家。甘肅省先秦文化發(fā)展中心教授。陜西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駐院作家，上海交通大學神話學研究院學術(shù)委員，蘭州金城文化名家，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文學人類學研究會理事，伏羲文化研究會常務(wù)理事。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蘭州市作家協(xié)會原副主席。發(fā)表中短篇小說《陡城》《野糜川》《熊圖騰》《敦煌秀》等，出版長篇小說《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遠》《敦煌遺書》《野馬，塵?！贰队硗鯐返龋霭嫖幕瘜Ｖ队袢A帛彩》《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筆記》《敦煌文化的現(xiàn)代書寫》（與趙錄旺等合著）《絲綢之路上的文化藝術(shù)》《條條玉路通昆侖》等。在《中國比較文學》《蘭州大學學報》《甘肅社會科學》《寧夏社會科學》《青海社會科學》等學術(shù)刊物發(fā)表論文二十多篇。小說、電影作品曾獲甘肅省第三、五、六、七屆敦煌文藝獎等。中篇小說《禹王書》入圍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榮登《大家》2020年第1期封面人物。